[鬼話連篇] 我從未愛過任何民族, 只愛人

[複製網址]
阿倫特面對真理的誠實和勇氣,並在此基礎上畢生踐行公民精神。這種素養是海德格爾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的。

  漢娜·阿倫特:我從未愛過任何民族 只愛人。
  1、
  深諳愛情的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說:“真正偉大的愛情就像文學傑作一樣不同尋常。”這句話用來描述德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與她的老師馬丁·海德格爾的戀情,再恰當不過。
  兩位持不同觀念的思想者之間保持終生的獨特愛情,牽涉到哲學、政治、種族等諸多方面。
  1928年,當意識到海德格爾即將離自己遠去之際,年僅22歲的阿倫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說道:“你給我指引的道路,遠比我想像的要漫長和艱辛,我將為此耗去經久的人生……”
  沉浸在愛情即將逝去的憂傷之中,阿倫特不可能預計到自己的未來之路與海德格爾指明的並非同一條道路:她是猶太人,而海德格爾加入了納粹。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倫特面對真理的誠實和勇氣,並在此基礎上畢生踐行公民精神。這種素養是海德格爾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的。

  2、
  “惡之庸常”的提出
  作為20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哲學家之一,阿倫特同時也是個傑出的倫理學家。她提出“惡之庸常”——極權政治下,人們附庸作惡,視作惡為常事,甚至視之為恪盡職守。這種惡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惡者眼裏,這些惡都不是惡,不但不是惡,還是一種美德。
  這種現象其實早就引起阿倫特的注意與思考,1949年12月14日,她在歐洲旅行時就在給丈夫布魯希爾的信中說:“德國人依靠終生的謊言和愚蠢在過活。”這句話的背景是離戰後德國全民大反思還有十多年,那時候,還有許多納粹或親納粹分子在戰後新政權下如魚得水,參與過各種納粹惡行的普通德國民眾也都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我與你”,而不是“我與他”
  阿倫特循著“惡之庸常”,找到了它的發生機制。如果說《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在制度與社會和歷史文化角度尋找極權主義得以存在的根源,那麼此後,阿倫特則以更具個體性的研究視角,挖掘極權主義制度之下,人們是如何從心理和倫理說服自己無奈接受甚至支持極權政治的。
  阿倫特將關注點落實到具體每個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樣抽象的集體。在1963年7月20日,阿倫特在給索勒姆的信中說: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朋友, 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阿倫特的這一陳述,將人與世界的關係徹底表達為“對話關係”。
  一種馬丁·布伯創立的“我與你”的關係,而不是“我與他”的關係。
  3、
  正因為如此,在震驚美國的小石城事件中,阿倫特以《反思小石城事件》一文,對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提出一種倫理性質疑。它表達了這樣一種憂慮:僅僅依靠威壓來消滅差異是沒有意義的。
  人的群體歸屬感並不能依靠法律來建立,
  而是依靠內心的真誠來建立,
  血統、種族等自然差異引發的衝突,得依靠文明本身來逐步解決,而不是依靠強制力來消滅。
  阿倫特思考所及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政府權力是否因為目的是正當的,就可以為所欲為?即對權力本身的警惕是核心問題,如果今天因為目的的正當而忽視它,那麼明天它就會借此機會消滅一切差異而強行達到一種人為的平等,而這種平等就是為消滅差異因而消滅豐富性的罪魁禍首。
  個體思考與倫理覺醒是首要的。
  阿倫特關注的極權主義之下人的倫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倫理生活,存在著某種共性——即無論是邪惡制度還是善良制度下,
  人的個體思考與倫理覺醒都是首要的。
  1955年8月6日,阿倫特在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說:“我已經真正愛上了這個世界。”她要寫一本表達生活新感想的書。
  這本書就是後來的《人的境況》,最初它被阿倫特取名為《愛這個世界》。
  在這本書裏,阿倫特甩開了極權主義這一倫理桎梏,繼續思考個體倫理責任與政治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說,即使是在一個自由制度之下,人的個體責任依然是第一位的。
  阿倫特通過對人的複數性特徵的描述,對行動的闡釋,揭示了人類的最重要特質,即行動所具有的創造性和不可預知性,這種不可預知性最終被歸結為人類政治生活的不可預知性。

您需要登錄後才可以回文 登錄 | 註冊

本版透可值規則

快速回覆 返回頂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