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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體制內說真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畢竟說實話的人總是孤獨的，但也唯有說實話的人才是具有高尚情操與品格的人。不畏強權的人雖然必須付出代價，但卻能換得大眾的良知與支持，一個渺小的人還是能在某個時空裡面改變時局。 宋佑碩曾是一位基層勞工，由於寒窗苦讀，考上律師，打破高中畢業考取律師的紀錄。但同行相忌，與他同業的律師都是大學畢業，身為高中畢業的佑碩總是在公開場合矮人一截，不過努力的他總有辦法出人頭地。他開始承接土地代書的案子，收入也愈來愈穩定。成家立業後，佑碩曾經吃霸王餐，對麵攤的老闆娘深感愧疚，遂帶著歉意與飯錢返還，但麵攤的老闆娘不但不計較，還原諒他。
當時1981年，韓國第五共和時期，由軍事政變的全斗煥掌權，舉國上下瀰漫一股風聲鶴唳的肅清共匪的氛圍。某日，老闆娘的兒子鎮宇參加讀書會被國安特務當作共產黨員逮捕，老闆娘四處奔走，無能為力之下找上宋佑碩。當時的佑碩對政治並不關心，由於承接稅務律師的新工作，有大好前程等著他，在金錢與良知的猶豫之下，佑碩難以忘懷老闆娘的恩情，決定與執政當局卯上。 宋佑碩在法庭上處於相對弱勢，律師的職責只在於協商刑期，而不在為嫌犯伸冤，但鎮宇被刑求逼供是事實，任何刑求寫下的自白都是無證據力的，況且無罪推定的理論基礎底下，法庭是不能剝奪嫌犯的權益，不管在任何國家都離不開這幾項原則。當佑碩屢屢將大韓民國的憲法搬上檯面，法官與檢察官皆迴避他的異議，企圖將那幾名嫌犯羅織入獄，都用戰時命令與元首命令來凌駕於憲法之上，宋佑碩為了人權吃盡苦頭。1987年時，他成為上街頭的人權律師，最後被執政當局逮捕入獄，成為釜山律師們聲援的人權律師，許多律師都到法庭上支持宋佑碩。
每個國家都有嚴峻的時期，而能夠在那時堅持理念的人都不會是孤獨的，劇中主角說不會讓自己的孩子活在這樣的國家，但他的助手卻諷刺的說，我會送他們出國的，這直接嘲諷許多國家包括台灣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出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難道面對國家衰頹的時候逃離這塊土地是解決的方法嗎?還是如宋佑碩一樣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奮鬥呢?這部電影描述的時空背景與過往的台灣有幾分相像，甚至可以思考現在的台灣人民又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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